巴金与《光明日报》

著名作家巴金，在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，向广大读者奉献了大量的文学精品。其中许多散文、随笔、文艺评论类作品，是在报纸上发表的。作为在文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一张报纸，《光明日报》也刊发了巴金的一些作品。

50、60年代，巴金都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过作品，像1955年9月24日《文艺生活》版上的《让每个人的青春都开放美丽的花朵》，是为当时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而作的。散文用充满激情的瑰丽的语言，讴歌了青年建设者们的杰出贡献：“你们用年轻的热情、高度的责任感和忘我的劳动给祖国的河山增添了多少美丽，给我们的国家增添了多少财富，给我们的时代增添了多少光彩！”

十年“文革”浩劫中，巴金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，受到迫害，《光明日报》上自然也见不到他的名字。但这期间，他一直同报社文艺部编辑黎丁保持着联系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《巴金全集》第24卷中，收录了巴金写给黎丁的近30封信，起迄时间分别为1946年和1987年，时间跨度长达40多年。经历了几十年的交往，两人之间不再是作者和编辑的普通交往，而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这点从信里可以看出。在信中，巴金谈生活和工作，谈自己的身体和健康，谈家人近况，谈俩人共同的朋友的情况，谈对国家形势的关心。现将谈及《光明日报》的有关信件简单介绍一下，从中可以看到巴金一直很注意阅读《光明日报》。

1974年3月20日的信中写道：“寄来《光明日报》（刊有张永枚同志的诗报告）收到，谢谢。上次寄的《光明日报》也收到了……《光明日报》上好文章也不少，我已订了一份，以后你不用寄来了。”这里所说的“诗报告”，是指刊发于《光明日报》3月15日2版的《西沙之战》。

1975年12月13日的信中写道：“最近黄河清兄向我要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的周建老写的《鲁迅与自然科学》，我只找到一份10月28日的《光明日报》（《自然科学》第二期），下一半记不起发表在哪一天的报上。现在只好麻烦你，请你给我寄一份10月28日的《光明日报》和两份刊载周建老文章下篇的报纸（即《自然科学》第三期）。十分感谢。”

1976年11月26日的信，字里行间，流露出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作者欢欣的心情，和对新生活的憧憬。“‘四人帮’揪出后，我也感觉到头上的大石搬掉了，连睡觉也安稳得多。我的问题也有彻底解决的希望了……我想要一张本月20日（星期六）的《光明日报》，就是刊载柳鸣九《“彻底批判”论必须批判》文章的那张。我是订了《光明日报》的，可是有几个朋友要看，我那张报纸找不到了。倘使方便，希望能寄一张给我。”

不久后，在1977年1月7日的信中，巴金进一步表达了内心的喜悦：“‘四人帮’打倒，大快人心，全国一片新气象，大家心情舒畅，意气昂扬。现在又有两件事麻烦你：一、寄给我一份1月7日的《光明日报》，就是登载李瑛长诗的那一份（指李瑛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《一月的哀思》———编者注）。有个写诗的朋友喜欢这首诗，他从电视节目中听到这首诗的朗诵。”

1977年7月29日信中写道：“《光明日报》刊载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语录的那一张，还是请你找两份寄来。”这里指的是《光明日报》7月12日用一版整版转二版上半版的篇幅刊发的《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部分论述》。这篇文章分四个部分：一、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；二、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；三、党对知识分子团结、教育、改造的政策；四、造就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。报纸“编者按”明确表达了刊登这篇文章的宗旨：为了彻底清算“四人帮”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罪行，肃清其流毒，全面而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。虽然信中没有细说，但可以想见，不久前刚刚获得“第二次的解放”（这是他发表在当年6月11日《文汇报》上一篇文章的标题）的巴金，会从这篇文章受到极大的鼓舞，会强烈地感觉到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。

重返文坛后，巴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勤奋笔耕，写作和发表了大量的作品，其中包括给《光明日报》写稿。这一点在1978年11月27日信中也有记载。信里写道：“我最近仍忙，身体又不好，因此好久没有给你写信。但也常常想念你，还怀念今年三月在前门饭店的那一段生活。西光同志要我写文章，讲过两次，回来以后我写文章不多，索稿的人不少，文债一直无法还清。昨天写好一篇短文，寄给你看看，《光明》能用就请发表，如不便用，就寄还给我，过几天我另外寄短文给你。”信中“前门饭店的那一段生活”，指的是当年巴金来京参加人大会议，下榻在《光明日报》社对面的前门饭店，这期间，黎丁和报社文艺部的几位同志曾前去看望他。“西光同志”，是指当时担任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的杨西光。

除了勤奋写作，巴金还十分关心祖国的文化事业，提出许多建议。其中他操心最多、下力气最多、也寄希望最多的，便是建立“现代文学资料馆”一事。早在1979年，他就萌生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想法，在写于1980年、发表于1981年初的《创作回忆录·关于〈寒夜〉》一文中，他建议，“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，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。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，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，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，这个工作比写五本、十本《创作回忆录》更有意义。”

1981年10月2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在三版头条位置，发表了巴金《现代文学资料馆》一文。文章是这样深情地开头的：“近两年来我经常在想一件事：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。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，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。醒过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，一个人在床上微笑。”这篇2000多字的作品，详细介绍了他的这一想法的由来，阐述了做好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。“文革”中彻底否定作家作品，文学资料成了“四旧”，被无情地毁掉，使他痛心不已。“毁弃过去的资料，否认自己的祖宗，这是愚蠢而徒劳的。”他主张要把散落的现代文学的资料搜集起来，加以整理保存，因为“文学是民族和人类的财产。”“我设想中的‘文学馆”是一个资料中心，它搜集、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，‘五四’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，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、图片、手稿、信函、报道…等等。”。

巴金建立现代文学馆的倡议，被多种报纸、媒体传播出去，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首先得到了孔罗荪、曹禺、李健吾等几个老友的支持，茅盾、叶圣陶、冰心、夏衍等闻讯也表示要鼎力相助。同年10月，中国作协即成立了建馆筹委会，在中央及北京市有关部门协助下，选定北京西郊万寿寺西院作为临时馆址，在1982年10月举行了成立典礼。巴金先是捐赠了自己历年积存的稿费15万元，嗣后又陆续捐赠了个人所获海内外的稿费与巨额文学奖金，并先后捐献图书、杂志、手稿、书信、照片、文物等。在他的带动和推动下，这一重大的文化工程进展迅速。1994年4月23日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荟》副刊刊发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舒乙（老舍之子的文章《巴金和现代文学馆》。文章谈到，截至1994年初，文学馆已有各种文学藏品24万多件，可谓初具规模，并且按照巴老“做实事”的要求，已经开展了不少工作。

《光明日报》不但发表了巴金的倡议，还为促进这一事业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努力。1986年6月19日《光明日报》《文学与艺术》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，开辟了“作家书简”专栏。这些书简都是由现代文学馆提供、在报纸上首次发表的作为专栏的开篇，刊登了《巴金与现代文学馆———巴金书简三封》。前两封是巴金写给老友萧乾的。1986年2月17日的信里写道，“你为文学馆多出力，这是一件大好事，我们后代子孙会感激你的。不管文学馆有多少困难，有多少缺点，但我们必须支持它。”在得知萧乾也捐赠了大批资料后，同年3月14日巴金又写信称赞：“你做了一件好事，谢谢你。让我们大家继续努力，把文学馆办好。这样才算是为精神文明的建设尽了一点义务。我们有多少力就出多少力，单靠说空话不会有什么用。”第三封是1982年写给孔罗荪的：“我关心的还是文学馆的事。先把牌子挂起来，再催房子，如困难不妨找乔木同志帮忙。一有房子，我就准备把捐赠的书刊和资料送出去……这的确是件好事，也值得花费您晚年的宝贵时间、精务和心血。”